中国需要哪些大公司

根据经济史学家钱德勒对大型企业的定义，中国没有大型企业。在“国家的大财富”和“有形的手”两本经典著作中，“大企业”是管理体系的创造者，国民财富的创造者和工业技能体系的创造者。无论我们对中小企业有什么浪漫的感觉，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的发展道路都表明，只有大公司才能管理现代工业中的复杂技术，并满足大规模和大规模生产的需求。现代工业的高投资要求。在经济转型之际，中国如何发展大型企业？这是全社会必须重视的制度建设问题。 “管理资本主义”（managerialcapitalism）和现代大型企业之间产生了相互鼓动。钱德勒研究了1840年至1980年美国的繁荣世纪，得出了上述结论。从19世纪末的《美国铁路年度报告》开始，钱德勒向我们展示了大生意是“必要的邪恶”。首先，在汽车，石化和电子等大型现代工业中，只有大型企业才有资源和能力开发复杂技术并承担高投资风险。其次，只有“管理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支持技术和资本扩张的逻辑。新系统带来了三大变化：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企业由专业管理人员经营，企业通过多组织结构（M型）实现纵向和横向扩展。它们帮助大型企业实现现代工业的三大经济利益：规模，程度和速度。随着自我扩展，大公司也为社会做出了贡献。这是一个具有工业知识和组织能力的种植园。与大河系统的干线和支流系统一样，大型企业以及上下游企业都基于知识和技能构成了商业生态环境，从而形成了一个综合的大规模生产和销售系统。历史表明，大型企业的发展还必须考虑其对机构资本的贡献，必须预防其内分泌失调，并发展成为自力更生的经济怪兽。了解管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逻辑。让我们看一下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和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的样本，以及对中国大型企业的启示。美国大型公司的发展历史反映了“管理资本主义”的“竞争性”版本。竞争的重点是政府部门与大型企业之间的竞争。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拥有更完整的反托拉斯法或公平竞争法。只有美国才真正制定了拆除贝尔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大型企业的准则。钱德勒发现，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竞争源于美国社会的年轻历史。由于年纪轻轻，参与政府和公司管理活动的社会精英们感到陌生，怀疑和争辩。如果我们忽略了微妙的历史进程，那么美国式的竞争通常会被误认为是市场经济效率的必然模型。实际上，它是公共机构与市场企业之间矛盾，斗争和融合的产物。中国大型企业的发展也需要在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加以考虑。战后的大型德国公司是“管理资本主义”的“合作”版本。 “国内合作，国际竞争”总结了德国大型公司财阀之间的关系。德国式的合作资本主义至少有三个历史渊源：1）法国化学公司（IGFarben）的历史影响。 Faben是一个交叉交叉的组合（由chaebol领导的跨行业组）。集团内企业的关联交易将共同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自上而下控制的产业结构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成为一种文化，影响未来大型企业的组织结构。 2）“ Loewe Norm”带来的产业标准化效应。早在19世纪末，以生产步枪而闻名的Loewe兄弟就大力推广可互换的多功能机械零件。它直接影响了德国工业标准设计（DIN）和德国电子标准设计（VDE）。在“ Loewe概念”的影响下，德国公司致力于设计和制造诸如变压器之类的组合工业母机。它可以大也可以小，可以拆分成独立的加工机械，并且可以组合起来生产复杂的工业产品。这样，德国公司生产的工业母机可以相互兼容，并有助于将国际客户联系在一起。 3）双元素工程师教育培训体系。大型德国公司已与大学和职业学院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通过“联合工程设计”产学研联盟，德国培养了大量的标准化工程师资源。拜耳化工总监卡尔·杜伊斯堡（Carl Duisberg）表示，拜耳实验室已经创建了许多具有实际能力的工程师，因此，它不允许或依靠一点个人才能。如何进行跨行业的横向合作，以建立中国大型企业之间的连锁效应？德国模型具有广泛的参考意义。日本和韩国的大公司代表了“东亚”版的“管理资本主义”。战前在日本的家族企业是后来的公司的前身。因此，日本公司有两种类型：“父子型”和“兄弟型”。但是它们都具有上下游企业联盟合作的特点。但是，后者之间的竞争大于合作。例如，本田汽车拥有近300家合作企业，丰田拥有近200家，三菱重工拥有最多的近700家。在合作文化和控股集团的影响下，联盟中的企业形成了非市场合作模式。由于有了这种模型，日本公司才有能力实施小批量，高质量，多品种的生产。韩国早期的军政府以国家优惠政策换取了与韩国政府宏观经济发展计划的家族企业合作。这些措施已创建了四家主要公司：三星，大宇，现代和LG。日本和韩国对中国有两个启示：大型企业应承担大型工业责任，将大国引向小国。政府政策应该并且可以在系统孵化中发挥作用。根据历史条件和国际竞争的现状，中国不能模仿单一的发展模式。综合考虑，中文版的大型企业系统建设需要考虑以下设计原则：1.必须首先尊重60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历史，并且必须首先从拥有中央企业的国有企业入手。代表了国民经济的主体。它包括建立和实施针对大型企业的社会经济责任的多维衡量标准，包括科学技术成果的转让和共享，向社会开放专业技能培训，对行业标准建设的投资，与私营中小企业建立开放，公平的产业联盟，促进并维持该行业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地位。 2.遵守经济法，有条件地承认大型企业的寡头地位。主要条件应包括社会第三方专业委员会的独立监督，以及利用国家职能部门强大的机构优势来规范大型企业之间的市场关系，以实现国内合作和国外竞争。 3.为了防止经济垄断和政治分配之间的联盟，有必要扩大社会代表和行政管理者维持公平竞争的现有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对于不适合大企业不担任寡头垄断的行业，严格限制大企业的准入权，严格保持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在政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了由人大授权的独立监督机构。